托育配套好,人口出生率能提升10%

烽烟太行之古墓奇兵电影 www.qidbm.icu 2018年一共有190.5萬戶因病致貧的家庭實現了脫貧,占脫貧總戶數的40.1%,脫貧進度和整體保持同步。

然而,在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培安看來,未來健康扶貧的壓力會越來越大。越往后,剩下的貧困人口中老弱病殘占比也越高。這部分人群的健康扶貧困難巨大。

3月11日,王培安接受了南方都市報記者專訪。他表示,解決貧困人口大病保障問題,依靠現有的城鄉居民醫保、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政策仍不足夠,建議國家制定統一的貧困人口兜底醫療保障政策,通過整合財政涉農資金和醫療救助資金,設計健康扶貧補充保險制度。

此外,作為曾經分管計生工作的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也談到了2018年出生人口出現的下降趨勢。王培安表示,當前緊要問題是構建鼓勵按政策生育的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特別是大力發展公共托幼服務體系,按照國際經驗,完善托育服務配套政策,生育水平能夠提升10%左右。

談健康扶貧

因病致貧返貧問題將長期存在,健康扶貧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南都:你在全國政協的記者會上說,目前,全國農村貧困人口還有1660萬,其中因病致貧、返貧占40%以上,越往后剩下的貧困人口中老弱病殘占比將越高。健康扶貧任務是否難以完成?

王培安:2018年全國1386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190.5萬戶因病致貧戶實現了脫貧,占脫貧總戶數的40.1%,脫貧進度和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基本保持同步。當前,全國尚有1660萬貧困人口,其中因病致貧占40%以上。因病致貧不同于就業、住房、因學等致貧因素,難以做到一次性消除。即使2020年總體消除貧困后,因病致貧返貧問題仍將長期存在。

南都:近幾年的健康扶貧取得哪些進展?

王培安:我們已經構建了多層次的托底保障體系,貧困群眾的醫療費用負擔進一步降低,2018年底貧困患者醫療費用個人平均自付比例下降到10%左右。我們也建立了疾病分類救治制度。2018年救治病種范圍擴大到21種,已經有1200多萬人得到分類救治,覆蓋95.3%的大病和慢性病患者,實現貧困群眾應治盡治。

通過健康扶貧工程,也提升了貧困地區醫療衛生服務能力。截至2018年底,已經有773個國家級貧困縣至少有1家縣級醫院達到二級服務水平,13.8萬個行政村的衛生室基礎設施建設達標,15.8萬個行政村的衛生室至少擁有1名合格鄉村醫生,提高了醫療衛生服務可及性。

我們也推進了地方病傳染病綜合防治,針對艾滋病、結核病、包蟲病等重點傳染病和地方病,采取了專門防治策略和有效措施綜合防控,盡力消除貧困地區的疾病危害。此外,農村婦女宮頸癌和乳腺癌篩查、孕前優生健康檢查等項目覆蓋了所有貧困縣,這也是推動健康扶貧關口前移。

人口政策

南都:現在貧困地區的就醫需求是不是得到保障?

王培安:這個問題應該這樣看,隨著群眾健康意識的提高和醫療條件的改善,看病就醫次數和費用會相應增加。2000年全國居民年平均診療次數為1.7次,2010年為4.2次,2018年為6次。當前,部分東部發達省份超過10次,但多數貧困地區還不到3次。這個數據說明,隨著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貧困地區的就醫需求還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談就醫保障

用城鄉居民醫保扶貧不盡公平,建議建立健康扶貧補充保險制度

南都:不過,從媒體報道的看,還是有不少貧困人口得了大病之后,就醫負擔很重,甚至有災難性的醫療支出。你怎么看?

王培安: 近幾年,城鄉居民醫保的平均籌資水平不斷提高。盡管貧困人口醫療綜合保障水平有了較大提升,但大病情況下醫療費用負擔仍然較重。在現有的籌資水平下,很難依靠城鄉居民基本醫保(新農合)、大病保險、醫療救助這三項基本醫保制度來實現貧困人口的兜底保障。

南都:我也聽到一些委員在討論中提到,對扶貧人口提高醫保報銷比例可能會造成道德風險。健康扶貧不應該依靠政策拔高。你怎么看這種聲音?

王培安:醫保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既不能降低標準,影響質量,也不能調高標準,吊高胃口,引起新的不公平。貧困人口參加的更多是城鄉居民醫保,居民醫保實際上已經承擔了大病保險的籌資作用。居民醫保雖然總體上略有結余,但很多地區都面臨穿底的風險。2016年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含新農合)當年結余僅479億元,累計結余3713億元。全部結余用以提高保障水平是杯水車薪,也不可持續。同時,基本醫保是由參保人繳費、政府補貼的普惠制度,如果用來大力保障一個特殊群體,也有違制度設計的公平性原則。

南都:你在全國政協會議的記者會也強調,“要立足長遠,制定統一的兜底醫療的保障政策”,為什么?

王培安:總體而言,我的建議是通過建立健康扶貧的補充保險制度,完善農村貧困人口的醫療兜底保障機制。

基本醫保略有結余,難以保障貧困人口看病需求,對其他參保繳費的人而言也不盡公平。

再看醫療救助,醫療救助基金的體量很小,2016年僅350億元左右,主要用于低保人群的參保補貼和救助,很難在建檔立卡貧困人群保障中發揮主要作用。

我建議國家制定統一的貧困人口兜底醫療保障政策,加強與基本醫保、醫療救助、應急救助、社會慈善救助等制度的有效銜接,對經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報銷后的個人自付醫療費用再次給予補助,使綜合報銷比例達到80%-90%。

南都:健康扶貧補充保險的制度設想是怎么樣的?

王培安:其實,很多地方都正在探索。從各地探索看,健康扶貧補充保險是農村貧困人口基本醫保制度的一個重要補充。比如湖北省的紅安縣,政府通過整合財政涉農資金和醫療救助資金,每年安排投入2200多萬元為農村貧困人口購買補充保險,農村貧困人口住院費用經基本醫保報銷后未達到90%的,差額部分由補充保險賠付,且當年住院自付費用累計超過5000元的,超過部分由補充保險賠付,并由實行定點醫療機構先診療后付費和“一站式”即時結算。

南都:當地的這個健康扶貧保險基金運行的怎么樣呢?

王培安:據我了解,一年多來,補充保險運行比較平穩。在2016年紅安縣的農村貧困人口住院實際補償比就達到了91%,實現了兜底保障。

南都:建立健康扶貧補充保險制度的關鍵在哪里?

王培安:關鍵環節是,怎么整合扶貧專項轉移支付和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安排補充保險專項資金。每個地方的制度設計不完全一樣,有的是由政府直接舉辦,有的是由商業保險公司承辦。此外,基金需要通過精準測算,合理確定保障線,將農村貧困人口醫療費用實際報銷比提高到90%以上,或者確定農村貧困熱口個人支付住院費用年度限額,一般是3000-5000元,超出限額的部分由補充保險予以兜底。

談出生人口下降

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完善托育服務配套 生育水平能提升約10%

南都: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523萬人(2017年為1723萬,2016年為1786萬)。作為曾經在原國家衛計委分管計生工作的官員,你怎么看出生人口下降?

王培安:全年出生人口呈現明顯下行趨勢。究其原因,一是幾十年的計劃生育和經濟社會發展,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特別是80后、90后,少生優生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是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育齡婦女特別是20-34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每年減少400萬左右。總和生育率持續穩定在更替水平以下,2010-2015年在1.65左右,2016、2017年提高到1.7以上,全面兩孩政策效應進一步釋放后,生育水平趨于回落。

三是許多家庭面臨“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好”的問題。不愿生,是廣大育齡群眾生育觀念和生育意愿發生了根本轉變。不敢生,簡單說來,一個是經濟方面的因素,一個是精力方面的因素。生不好,則是不孕不育的人群比重上升,出生缺陷發生率較高。

南都:出生這種人口結構變化的趨勢后,你覺得是否要采取一些應對之策?

王培安:總體而言,要構建鼓勵按政策生育的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包括:全面落實法定獎勵優待政策,全面落實現有的婚、孕、產假政策和生育津貼等福利待遇以及各項基本生育免費政策。比如,孕前優生、母嬰保健、計劃免疫、出生缺陷篩查等。

特別要落實好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做好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支出扣除,為符合政策生育的家庭提供稅收減免,減輕育兒經濟壓力。

此外,我們還應該構建家庭發展支持政策體系、大力發展托幼服務、完善生育保險和促進女性就業政策等各種配套政策。

南都:什么樣的家庭發展支持政策是迫切需要構建的?

王培安:“國人眾多、家人太少”是當前我國家庭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我國家庭小型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數從1982年的4.61人下降到2016年的3.11人,家庭的養老撫幼功能減弱。需要建立包括生育支持、幼兒養育、青少年發展、老人贍養、病殘照料、性別平等等在內的家庭發展支持,構建生育友好的家庭環境。

南都:我們了解到,國家衛健委已經向國務院報送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發展的政策建議。請問,公共托育服務發展應該如何加快速度?

王培安:2017年我去日本厚生勞動?。ㄈ氈疚郎】蹈@棵牛┓夢?,在這個政府部門里就有專門的一層樓作為托兒所使用,幾十個孩子在那里,最小的57天,最大的3歲,家長上班把孩子帶來,交給托兒所托管,自己去上班。如果家長要出差一兩天,托兒所也可以幫忙帶。托幼的費用,單位補助2/3,自己交1/3。

國際經驗表明,完善托育服務配套政策,生育水平能夠提升10%左右,我認為應該大力發展托幼服務,加強公共資源配置,強化政府引導,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在工作和生活區域內大力興辦托幼機構、社區日托中心等,重點滿足3歲以下不同層次的托兒服務需求。

談人口老齡化

銀發社會也有金礦可挖,當前到2035年是戰略儲備窗口期

南都:中國人口未富先老的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經濟、競爭力有什么影響?

王培安:中國從2000年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18年底,60歲及以上人口有2.49億,占總人口的17.9%。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67億,占總人口的11.9%。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具有“速度快、規模大、持續時間長、未富先老、邊富邊老”等特征。

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長期的、漸進的。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結果,只要生育率仍然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均預期壽命繼續延長,老齡化進程就很難逆轉。

2020年左右,我國老年撫養比將超過17.5%,屆時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將進一步顯現。從長遠看,老齡化對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制度造成壓力,養老服務、健康服務體系的供需矛盾加大,家庭贍養和照護的負擔將加重。

南都:一講到老齡化,不少人是一種悲觀的態度。你怎么看?

王培安: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老齡化,著力挖掘老齡社會的活力和機遇。銀發社會也有金礦可挖。當前,我國60-69歲低齡老人有1.4億,預計2030年將增加到2.1億人。這個年齡段的人大都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技能優勢,可以通過完善相關政策措施來開發、發掘這部分“人口紅利”。老齡產業是個潛力巨大的領域,涉及老年用品、養老服務、家政、旅游等多方面,可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南都:中國老年人健康狀況是不是堪憂?

王培安: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是影響老齡化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健康是保障老年人獨立自主和參與社會的基本條件,沒有老年人的健康就沒有全民健康,更無法實現全面小康。

當前,中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6.7歲,居民健康總體處于中高收入國家的水平,位居發展中國家前列。慢性病患病率高成為影響老年人群健康的主要問題,有1.5億多老年人處于帶病生存狀態。功能減退、同時患有多種疾病等問題將進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健康服務需求和家庭負擔。

南都: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王培安:在所有老年人中,年齡相對較年輕的老年人占比較大,應該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加強制度設計,推進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我認識的不少老人樂觀豁達,把自己的生活和健康管理得很好,有的老年朋友說,他們的目標是:“七十歲不拄拐棍,八十歲不坐輪椅,九十歲不躺床上,一百歲不掛墻上。”

從當前到2035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急速發展期,也是社會撫養比還相對較低、老年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的時期,是應對老齡化戰略和戰術儲備的重要窗口期,需要做好各項政策制度設計,加快建設和完善健康養老服務體系,為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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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 2019-05-27 15:14:45 烽烟太行之古墓奇兵电影 閱讀483評論(483) 編輯 收藏